早期的摄影活动有哪些？

摄影中的阳光十六法补充细则

一.EV的基本概念EV值是一种曝光量大小的表示方法，它以1EV表示一档光圈或者一档快门速度的对应，每相差1EV值，光圈或快门速度便差一档，单位面积感光物质上接收到的光亮相差一倍。

ISO100下常用EV值和快门、光圈的对应

二.EV的测量1.测光表（独立式――内置式）2.经验（以阳光十六法为基本）三.常见用光条件下EV值估算1.烛光或明月下EV=42.阳光直射物体EV=15（阳光十六法之依据）3.阳光强烈的白天（10～15）EV=16，早于10点或晚于15点EV=144.室内自然光条件下的EV值估算（被摄物体距窗1.5米）四.各种条件变化对EV值的影响1.白昼变化曝光基本值：以晴天日出后、日落前2.5小时前后为基本值B。日出、日落时：1/10B日出后、日落前1小时：1/4B日出后、日落前2小时：1/2B2.天气变化晴天、薄云、厚云、乌云依次减1EV。3.季节变化夏→春秋→冬依次减1EV。4.纬度变化北回归线南北纬度差15度/EV。5.高度变化海拔2000米左右加1/3EV海拔3000米左右加1/2EV海拔4000米左右加2/3EV附：动体摄影曝光

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：

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，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。

摄影这一舶来品，也是随着外国摄影师来华拍照，而在中国传播开来。

从此，摄影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，甚至禁卫森严的宫廷。

一、最早来华拍照的外国人

法国人于勒・埃及尔(JulesItier)，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。1844年，他以法国海关检察官的身份，随法国贸易谈判团来到中国，参加中法《黄埔条约》的谈判。

在中国期间，埃及尔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拍摄了两国代表的肖像。他们是法国代表拉萼尼和两广总督耆英。耆英后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，他曾和英、法、美、葡等国的使臣互赠“小照”。这张照片即为埃及尔所摄，此时距达盖尔摄影法公布仅五年，是最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。

此外，他还在广州、澳门、香港等地拍摄了不少城市风光和街景。在广州，他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，并拍摄了洋行买办潘仕成的肖像及其庭院、别墅的照片。

埃及尔于1845年6月回到法国。他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照片，在1848～1853年的法国报刊上陆续刊用，有的还收进了1920年出版的法国摄影史。

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，以及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，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院，共有36幅。这些照片，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收藏。

二、罗森随美国舰队拍摄

1854年，我国早期摄影师、美国摄影家伊・布朗的助手罗森，随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・柏利率领的舰队，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采访摄影。

1854年8月7日，罗森回到香港。他以日记方式，把他随美国舰队采访拍摄的情况，在香港中文月刊《遐迩贯珍》上连载发表。

罗森在日记中写道，他在日本下田逗留了一个月，曾多次到大安寺参观拍摄。当时的日本，科学技术还很落后，甚至不及中国。人们几乎对摄影一无所知。罗森还写道，美国送给日本的礼物中有照相机一具，当地官民见到后，“人多称奇”。这些文字记载，是不可多得的早期摄影师拍摄手记。

三、比特的战地纪实摄影

费利斯・比特(FeliceBeato)，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。作为战地摄影记者，比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摄影工作。1860年，他来到中国，拍摄了大量的照片。这些照片，至今仍经常被各国采用。因此，比特被誉为“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之一”。

比特在中国的拍摄活动，国外的资料有这样的记载：

当欧洲士兵由于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，拒绝加强通商的条约而对中国人进行残忍报复的时候，一位徒步旅行的幸运的摄影师费利斯・比特正好在场……

他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，拍摄了象堡垒一般的皇城，和沿途堆积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，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，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，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。

比特在中国只呆了一年时间，但却留下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作品。如直接表现残酷战争现场的《失陷的大沽炮台》(1860年8月摄)，报道英法联军侵华活动的《联军占领下的广州镇海楼》(1860年4月摄)《北京联军驻地》(1860年10月摄)等。

四、汤姆森镜头中的旧中国

1873年，一本名为《中国和她的人民》的摄影集，在英国出版。作者约翰・汤姆森(JohnThomson，1837～1921)，出生于爱丁堡，是英国著名的“街头摄影家”。这本摄影集收录了他1862年和1869年两次来到中国，拍摄的200幅照片。

《中国和她的人民》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。其中，既有表现中国锦绣河山、城市风光的作品，也拍摄了人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情景；既有洋行买办的私人园林，也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状况。这些照片，所表现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：辛酉政变后的恭亲王，贵族妇女，集市上待雇的贫民，吸食鸦片者，瘦弱的更夫，戴木枷的囚犯，以及剃头、修脚、拉洋片等手艺人，都成为汤姆森的拍摄对象。

影集中的照片，每幅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，这些说明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访问记录下来的。如《广东旧工厂场址》这幅照片，画面上洋楼与四周破烂的草屋形成了强烈对比。

拍摄街头小景，是汤姆森的特长。《广州闹市一角》和《九江街头小景》，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。前者利用占据画面时垂直线条，表现了广州市内商业区林立的店铺，各种牌匾密集交错的繁荣景象；后者则选取了街头有代表性的四种商贩，通过巧妙的构图和光线运用，展现出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画卷。

此外，在中国期间，汤姆森还出版了《北江风光》和《闽江风光》两部摄影集，对扩大摄影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五、清宫摄影

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，曾被清朝统治者视为“奇技淫巧”、“异端邪术”。因此，紫禁城内严禁摄影，摄影器材和摄影师都难以进入宫廷。直到20世纪初，情况才稍有改变。慈禧太后晚年被摄影的巧妙所吸引，借它来寻欢作乐。于是，有个叫裕勋龄的人被召进宫中，专门给慈禧太后拍照。

裕勋龄，汉军正白旗人。其父裕庚公爵早年曾任外交官，出使日本和法国。裕勋龄曾随父母弟妹一起旅居国外，接受西方教育。在法国陆军学校留学时，他开始学习摄影，并拍摄过一些新闻照片。1902年末，裕勋龄带着自己的全套摄影器材，随家人回到北京。

1903年，裕勋龄进入宫廷，成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。由于慈禧喜爱照相，裕勋龄受到格外的优待。因为跪着够不着照相机，慈禧特准他在照相时免跪。同时，他还是个近视，不戴眼镜就无法对光，所以慈禧又特许他戴眼镜(宫里规矩，在慈禧面前是不准戴眼镜的)。

在任宫廷摄影师期间，裕勋龄为慈禧拍摄了不少“御照”。这些照片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单人全身照，其中有穿朝服的，也有穿便服的。二是宫闱生活照。三是化装娱乐照，有的在室内拍摄，有的在水上乘坐画舫拍摄，人物多少不等，场面也大小不一。慈禧的化装照，大多扮作观音，布景或屏风上钉着“普陀山观音大士”的牌子。

慈禧照相时往往大张旗鼓，兴师动众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年内务府的档案中，保存了一次慈禧为拍化装照传下的口谕：

七月十六日海里照相，乘平船，不要蓬。四格格扮善财，穿莲花衣，着下屋绷。莲英扮韦陀，想着带韦陀盔、行头。三姑娘、五姑娘扮撑船仙女戴渔家罩，穿素白蛇衣服，想着带行头，红绿亦可。船上桨要两个。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。着三顺预备，于初八要齐，呈览。

由此可见，当年慈禧照相是经过内务府精心策划，周密安排的。

除了裕勋龄之外，慈禧还曾诏在华的日本籍摄影师山本赞七郎，到颐和园拍摄“簪花小照”。作为拍照的酬劳，慈禧赏给山本赞七郎黄金二万两。一张照片花费二万两黄金，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记录。慈禧的奢华，由此可见一斑。